“遂渝线无砟轨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”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

诲女知之乎，即诲女志之乎。

例如商朝人的租先是子姓，后来分化成了朱、殿时等氏。《小雅·常棣》说：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

父母给了自己血肉之躯，老师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赋予了自己知识和理念，使自己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人。二是对出生地点的纪念，今天还有将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名为沪生，重庆出生的孩子为渝生的。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，这到今天都是如此。古人相见称字、称号、称官职、称籍贯，绝对不直呼对方的名。其二，彼此虽然有师生的名分，但从未授过课，或者偶尔听过一两次讲座，彼此的关系比较疏远，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是大多数。

辛亥革命之后，皇室的处境就日渐窘迫，他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。孔子排行第二，故称仲。甚之宋史也变易汉书、唐书的成式，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，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，方是孔、孟、颜、曾师儒之道的真髓。

孔门弟子，如颜渊、曾参是传承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，至于子游、子夏等人，稍有不同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，因此，春秋末期，在鲁定公、哀公时期的鲁国，还能保留周鲁儒术最为纯朴风气，这也就是后世和现在所说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。如汤斌、陆陇其等辈，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，清官循吏辈出。」「辜鸿铭论学，以正谊明道为归。」例如此等两非两是的案语，完全犹如老吏断狱，先入其罪，而又笔锋一转，为之巧妙开释，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，可为拍案叫绝。

所以看过我的书，只可以认为是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聊供参考而已，如果要再深入的问我，那我就无言以对了。须知周公、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，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，传之后世，希望以此文教，普及人人，上至帝王、下及百姓，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，万一出而为政，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，必须知道博古通今，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。

南方的学者，喜新而厌旧，但北方的学者，守旧而疑新，甚之，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。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、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，形成洛党、蜀党、朔党等的异见，造成元右党祸的巨变，足为历史的殷鉴。尝谓欧、美主强权，务其外者也，中国主礼教（指礼记、仪礼、周礼经学），修其内者也。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，不能由博而约，专攻一技一艺之学，至今一无所长，一无所成，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。

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，因时代累积久远，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，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，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，自然是枝条妙密，干叶缤纷，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，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，岂能随便即加定论。虽然如此，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，历代的儒生们，总算还很保留周、孔之教的精神，而使儒家之学成为周延贯串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中的经络作用，永远不能脱离它的范畴，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，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，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。这些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所说的主观之言，在儒言儒，大致也是事实，不能完全厚非。明白这个比喻，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，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，更不可以偏概全。

但我们在前后《汉书》中，注意儒林的传记，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，虽然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，并未能达到最高领域，而在那个时期中被认为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，祖述周、孔法言，对于辅助当时现世的政治和教化，还是相当有力，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：「朝秉纲常，士敦名节，拯衰销逆，多历年所，则周鲁儒生之效也」。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：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，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，把它归纳到道家、阴阳家、杂家的范围里，因此形成秦、汉以后的中国文化，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，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，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。

所谓儒林，只是文学辞章之士，还不及子游、子夏之辈于万一，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。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思惟法则来追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，对于「罢黜百家」之学的得失成败，实在难下定论。

只是因缘时会，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孔、孟学说，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。但周朝封建制度，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。换言之，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，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「陶铸尧舜」，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，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，但很遗憾的是，从秦汉以后，所谓的儒生们，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，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，臣伏称尊，自己既非皋陶、契、稷的君相雄才，反是号称有「致君尧舜」之道，岂非春秋大梦。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，但自建都盛京（辽宁渖阳）开始，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，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徒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，如范文程、甯完我等辈，为之参照明朝政体，建立规模。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？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。自嘉靖到神宗以后，一如东汉末代，大臣学士，起与太监争权，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，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，以致于亡。

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，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、订礼乐，形成孔、孟的儒学，因此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，那也未必尽然。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，实质上，也是掺杂法家、道家、兵、农、儒、墨等诸家之学，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。

但从顺治开始，由康熙、雍正而到乾隆三代，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，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，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，三代相习，皆以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，如康熙的重译《般若心经》，雍正的专志禅宗，整肃佛教，乾隆童年即随其父雍正学禅，后又禅密兼修，自译密乘《大威德金刚仪轨》等事，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。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，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，故继位以后，流为偏好词章文艺，因此促使乾、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，大有直追唐、宋而过之的风格，降至道光时期，承平日久，社会风气奢靡，文人学士，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，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（莲生），自序忆云词所说：「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此有涯之生。

隋、唐之际 承接魏、晋、南北朝两百余年儒、佛、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，思想开放，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，文章诗赋，别开生面，唯有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彙成巨著之外，师儒之道的精义，专家传经的风气，几打绝响，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，雄浑潇洒，风流倜傥的别致，其实，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。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，乃至如「五经」、「四书」等儒学内涵，便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。

在此时期，印度进入中国大小乘佛学佈译新知，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，成为魏、晋、南北朝文化吸收融会新知的特色，姑不具论。近人欲以欧、美政学变中国，是乱中国也。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，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，平居讲学，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，如孙奇逢（夏峰）、黄宗羲（百家）、王夫之（船山）、李顒（二曲）、顾炎武（亭林）等辈，皆是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，一变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，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，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，大有超越汉、唐之势。东汉以后，号称儒生数万人，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，反而愈来愈疏懒，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，不但不能以周、孔之学致君于尧舜，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。

周代的政治，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，由周公姬旦制订礼、乐、刑、政制度，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，所谓：「师以德行教民」，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。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，厌倦时势，大多不逃于禅，即归于道。

如阮元所辑的（皇清经解）一千四百卷，凡一百八十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魏晋时期，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，学术思想一变，偏向老子、庄子、周易，三玄之学掘然盛行，儒家经学，几乎有衰歇停顿的趋势，尤其自东晋以后，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，师儒之道的传承，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，北魏和南朝的萧、梁时期，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，文辞更臻缜密。

康熙亲政开始，英年好学，特别重视儒家经说，兼习西洋天文、历数等学，与李光地、熊赐履、魏象枢、张英、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，尊重周、孔经义，袭用明朝以来的程、朱章注取士制度，且在战乱之中，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。异日世界之争必烈，无中国礼教（指礼记等经义之学）不能弭此祸也。

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，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、如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吏等各阶层，大致来讲，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，蔚成一代风规。事实上，我既不通儒，更不知佛，当然也不明道，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，滥竽充数。但在两宋三百年间，割据北方立国的辽、金、元，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，政教规模，大体上还是尊守孔、孟遗教，只是北方学者，大多援儒入于佛、道，或以佛、道揉入儒学，别树风格，甚之，有视宋明理学并未彻知儒宗，颇有异议，凡治文化学术史者，大多忽略这一史实但周朝封建制度，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。

所以看过我的书，只可以认为是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聊供参考而已，如果要再深入的问我，那我就无言以对了。然其台阁风厉（指如张居正等），持正扶危。

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，厌倦时势，大多不逃于禅，即归于道。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，乃至如「五经」、「四书」等儒学内涵，便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。

只是因缘时会，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孔、孟学说，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。等于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，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。